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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鄭和對長樂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推動

http://www.clskl.com 2014-07-01 10:37:10 【字號

    歷史唯物主義在肯定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前提下,也承認歷史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認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科學家和文學藝術家等等可以憑借一定社會條件對歷史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以他們的才能、經驗、意志、性格、品質和身體素質等情況,在歷史事件中打上深刻的個人烙印,甚至會決定個別歷史事變的結局。

鄭和就是這么一個杰出的歷史人物。他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在一定歷史階段上對長樂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促進和推動作用。

一、鄭和促進了長樂的經濟發展

長樂雖然有1300多年的設縣歷史,但是其在經濟上的發展一直停滯不前。正是鄭和船隊的到來,才使得長樂的視野變寬,經濟才慢慢開始走上發展的正軌,以至于今天成為全國縣域經濟百強縣之一。

1、明朝之前長樂的經濟狀況

長樂地處東南沿海,先民們有“以海為田、以舟為犁”的生產生活習慣,春秋時期和三國后期,吳王夫差和東吳孫皓也曾先后在長樂太平港吳航頭屯兵造船。但可惜的是,中國是一個以大陸文明為主導的農業國家,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筑,從政權結構到思想規范,都建立在農業文明的經濟基礎之上,海洋意識并沒有被統治階級所接受,因此,如此大規模的造船基地除了志書上留下的文字記載外,并沒有為長樂此后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較大的推動作用,甚至沒有給長樂留下造船的基業、船塢的遺跡。長樂先民們依舊發展“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業文明,長樂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停滯不前。

2、長樂的“市”在明初出現

經濟學家一般認為,“市”為商業的概念,即商品交換的場所。隨著社會生產發展,人們手里有了多余的農產品、畜產品,需要有個集市進行交換,而進行交換的地方逐漸固定了,聚集的人多了,就有了市。“市”的出現是衡量一個地方經濟繁榮的一個重要參考因素。

長樂的“市”是出現鄭和船隊駐扎長樂之后。以長樂的十洋街為例,該街位于長樂縣衙門前,是當時長樂最核心的街道之一。民國編修的《長樂縣志》里記載這么一句話:“適三寶太監駐軍十洋街,人物輳集如市焉”。這么重要的一條街,是在鄭和駐扎長樂之后,才“輳集如市”,那么長樂其他地方、其他街道的經濟發展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在明弘治年間編修的《長樂縣志》里才會記載“詔書既下,有司官在長樂十洋地方造舟,工匠數千,人如云集,竟成大市。”

3、鄭和對長樂經濟的影響

明永樂三年冬(140512月),鄭和的船隊從南京出發,來到了長樂候風伺航。此后,鄭和船隊先后七次駐扎長樂,時間跨度長達28年,對長樂經濟等各方面都有著深遠影響和現實意義。

鄭和船隊駐扎長樂之后,長樂人民由此逐步擺脫了“小農經濟”的束縛,開始發展商品經濟和海洋經濟。根據2001年出版《長樂市志》里面所記載,在鄭和之后,明代有街市17處,清代有街市25處。民國時期,有京果行、杉木行、百貨、日用雜貨、家具、藥材、糧食、糕餅、水產、水果等多種行業。

隨鄭和下西洋的長樂人中有不少移居海外,這是后來長樂成為著名的海員之鄉和僑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隨著鄭和舟師同去西洋的大量瓷器與絲綢,其中部分絲綢就在長樂購置,也促進了當時長樂紡織技術的發展。正是因為擁有如此深厚的歷史淵源,所以明萬歷年間,曾因織龍袍入貢、受到皇帝贊賞的琉球人夫人,才會定居住在長樂梅花。改革開放以后,長樂的紡織經濟迅速發展成為長樂經濟的一支生力軍,形成了集棉紡、化纖、經編、印染、服裝等于一體的產業集群,擁有各類紡織企業800多家,從業人員10萬余人,2009年,長樂市規模以上紡織企業總產值達400多億元,紡織產業成為長樂的傳統支柱產業。由此可見鄭和對長樂影響的深遠。

二、鄭和推動了長樂的政治生態

“城”的出現,是人類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標志,也是人類群居生活的高級形式。在鄭和來到長樂之前,長樂是沒有“城”的,換句話說,長樂這個地方在鄭和到來之前政治并不成熟。正是因為鄭和的到來,長樂的政治生態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1、明朝之前的長樂政治生態

長樂歷史上地震、海嘯、巨風引發的海難為數眾多,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的局限,每次海難都造成大量的物資損失和生民傷亡,使得歷朝統治者對開發長樂的信心大減。對這種不可預期的天災的恐懼,也使長樂先民不敢放開手腳大規模開發這片土地。

而在中央政策上,秦朝統一中國之后,漢、唐一直到北宋,其統治中心多在陜西、河南一帶,閩地長樂對中央來說,是鞭長未及的不能有效實行統治的邊陲小鎮,因此中央在政治上并沒有足夠的重視;南宋政策茍且偷生于浙江杭州,自顧不暇;而元朝殘酷的種族政策對漢族人口占多數的長樂來說更無異于滅頂之災。種種這些,決定了長樂的政治生態在明朝之前只能是裹足不前,所以民國編修的《長樂縣志》才會寫到:“宋元之前無城池”。

2、長樂的“城”在明初建成

在古希臘人的政治語匯中,“政治”一詞源自“波里”(Polis),該詞在《荷馬史詩》中指堡壘或衛城。《吳越春秋》一書有這樣的記載:“筑城以君,造郭以衛民”。“城池”對一個地區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唐武德六年(623 年)長樂設縣,至今有1380 年的歷史,最初的縣治是在十二都敦素里平川,即現在的古槐鎮。唐上元元年(674年),防御使董玠將它搬到了六平吳航頭,也就是現在的長樂市政府所在地。雖然有了衙門,但由于其經濟上的落后,因而在唐到明初這一段長達800多年的歷史時期內,長樂都沒有建立起相應的“城池”,可以說,長樂可以算是一塊“政治的蠻荒之地”。

隨著鄭和船隊的到來,長樂的經濟逐漸發展,這就使得長樂必須要有一個“城”來保護“市”的穩定和繁榮。明弘治三年(1490年),“知縣潘府乃拓地筑城,廣袤僅里許,城小如珠,俗稱珠城”,這是長樂歷史上的第一座城池。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知縣詹萊領帑擴城”。后又經明嘉靖三十七年(1559年)、崇禎十四年(1641年)、清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十一年(1747年)、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等多次重修、擴建,五座城門的名稱和基本格局未變。

從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層面來講,長樂在唐武德六年設縣之后,最值得一書的歷史史實就是“屯拓地筑城”,它是長樂劃時代、標志性的一個歷史事件。

3、鄭和對長樂政治的影響

長樂是鄭和七下西洋的伺風開洋之地,其龐大舟師“累駐于斯”,使得長樂得以名聲大振,聞名于世。民國編修的《長樂縣志》記載:“明永樂間,太監鄭和通西洋,造巨舶于此,奏改太平港。”

長樂政治地位的提升,其中固有長樂臨江面海的區位因素,更重要的是長樂倚城而建的馬江后奏改為的太平港,以及由此帶來的物質的急劇豐富和人員充分的流動。因為與鄭和一起下西洋,長樂先民對海洋更為了解,不管在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這就使得長樂能夠成為海上“絲瓷之路”的重要節點之一。明成化八年(1472年),福建市舶司移至福州,長樂梅花成為福州專通琉球的朝貢貿易口岸。而從長樂梅花所前往琉球的航海路線,則詳細記載在了明萬歷年間戶科左給事中蕭崇業出使琉球后所著的《航海賦》和《南游漫稿》等相關詩文之中。

長樂的政治上地位從此與日俱增:長樂梅花先后設巡檢司、千戶所;明朝的戚繼光屯兵瀛州(今長樂營前)剿倭;清雍正六年(1728年),在琴江建福州三江口水師旗營拱衛省城,民族英雄林則徐為該營臨江照壁題“海國屏藩”;清光緒十年(1884年)法國侵略軍在孤拔的帶領下突襲馬尾軍港,琴江水師旗營官兵及長樂沿江人民,同仇敵愾,浴血奮戰,付出巨大的生命代價,使法軍占領福州的陰謀不能得逞;19347月,全省設10個行政督察區,長樂為福建省第一行政督察區公署駐地,轄長樂、閩侯、連江、福清、平潭、永泰、羅源等縣。

改革開放以來,長樂的政治生態逐漸發展、健全和完善,成為全國首批沿海開放城市和福建省綜合改革試點縣(市)之一,也是國家實施閩東南開發、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重要區域之一,以及開展閩臺經貿的一個重要對接點。特別是近兩年來,長樂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呼應福建省、福州市的戰略部署,提出了“做大做強省會窗口城市,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全新發展理念,努力在大福州的框架下打造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新長樂。這個“窗口”,既是省會福州的窗口,也是福建省的窗口,更是海峽西岸經濟區的窗口。應該說,這是長樂發展新的歷史機遇。

三、鄭和復興了長樂的文化傳統

近年來,長樂政府把長樂歷史上的五位名人集合起來,主打“大愛暖千秋”的文化品牌。“大”字彰顯鄭和七下西洋的大海文明,“愛”字代表冰心“愛的哲學”,“暖”字贊頌漢代名醫董奉的“杏林春暖”,“千”字象征唐朝高僧百丈禪師所居的千年龍泉古寺;“秋”字紀念被譽為“春華秋實”的文學家鄭振鐸。應該說,以鄭和為主要代表的“大”字,正是這個文化品牌的起點。因為正是鄭和復興了長樂文化,對長樂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促進的作用。

1、唐宋時期長樂文化的繁榮

長樂是東南沿海的邊陲小邑,西晉末年,為避“八五之亂”和五胡亂華的“永嘉之亂”,中原皇室、貴族、仕宦、地主和大批難民,紛紛舉族南渡入閩,《九國志》載,“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林、黃、陳、鄭、詹、邱、何、胡也”。之后唐、宋、元時期的安史之亂、靖康之亂和元末農民起義,都有大批中原望族徒閩,一時“衣冠人物、萃于東南”。

中原望族的“衣冠南渡”,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文化理念,推動了科教理念在長樂的覺醒,不僅哺育出了一代名醫董奉、制定“清規戒律”的唐高僧百丈懷海禪師,而且在唐宋時期,長樂科甲蟬聯,進士568名,其中,狀元有7人(包括1名武狀元)。此外,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朱熹為了躲避“偽學”禁,輾轉到了長樂,創辦龍峰書院、白鹿洞等多處教學所,還留下不少詩文墨寶、摩崖石刻等珍貴的文物古跡。長樂也因此被人譽為“海濱鄒魯、文獻名邦”。

2、元朝時期長樂文化的蕭條

蒙古憑借強盛的武力統一中國、建立元朝之后,唯恐漢人不服,施行了高壓的統治方式,把全國人民分為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域、中亞各族人和西夏人)、漢人(包括北方曾受遼金統治的漢人、契丹人、女真人)、南人(原來南宋境內的漢人及其他部族)四等。長樂先民正是南人,也就是地位最為低下的第四等人。

同時,由于蒙古人自身文化水平較低,鑒于漢族傳統士人地位高、影響大,難以管理,便加以打擊。當時社會的職業有官、吏、僧、道、醫、工、獵、倡、儒、丐十等,儒生的地位僅在乞丐之上。

在這種情況之下,長樂先民視文化為畏途,紛紛棄儒而從事其他行業,一時之間鄒魯之風蕩然無存。鄭和的良師益友姚廣孝的先人正是在這一時期離開家鄉長樂,遷居江蘇常州。長樂的文化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就科舉而言,終元一朝,長樂才有區區5名進士,遠遠落后于宋朝時候的560進士。

3、鄭和對長樂文化的復興

明永樂九年(1411),鄭和與姚廣孝一起修建了龍峰書院。龍峰書院坐落于長樂市潭頭鎮二劉村龍峰山上,為長樂最早書院之一,院祀朱熹和劉砥、劉礪三賢士。鄭和的這個舉措促使了長樂重新儒風蔚然,激發了長樂深厚的人文底蘊。

根據史料記載,僅從明永樂四年(1406年)至明宣德八年(1433年),在這短短的27年里,長樂就出了11名進士、41名舉人。由明到清,進士更是有244名之多。其中狀元4名,全部產生在明朝。明永樂十年(1412年)和明永樂十六年(1418年),長樂人馬鐸和李騏先后考中狀元,《長樂縣志》中記載這段歷史時特地錄入了一條“首石山鳴出大魁,十洋成市狀元來”的古讖,而當時的邑教諭潘援則寫到:“欲喚山靈問消息,大魁來歲為誰鳴?”

難能可貴的是,根據《天妃靈應之記》碑和《長樂縣志》等記載,鄭和在長樂還大力修建閩江邊的洋嶼云門寺、閩江口的文石天妃廟等廟寺。可見,鄭和在長樂不僅僅恢復和發展了儒學,他同時還恢復和發展了佛教、道教等諸子百家,讓長樂文化進入了一個全面復興和繁榮的時代。

正是有鑒于此,姚廣孝才大膽起用陳仲完、陳全、陳登、王恭、高秉等數十位長樂才子參與編修《永樂大典》。而清朝的乾隆開館編纂《四庫全書》的時候,參與了子部、史部、集部、經部和儒家類、正史類等58部(類)著作修撰的長樂人更是多達37人。此外,在醫學、佛學、航海學、農藝學、建筑學等領域,長樂人也多有突出貢獻。

進入新時期以來,長樂文化事業也面臨著新的歷史發展機遇。長樂政府因勢利導,挖掘和傳承歷史文脈,巧妙地把源遠流長的長樂眾多歷史人物和事件與全新的發展理念相融合,作為促進長樂經濟、政治發展的強大動力。“大愛暖千秋”既充分體現了長樂的人文底蘊,也集中展現了長樂豐厚的文化積淀,其深刻的文化內涵對促進“海西建設”更是有著更加深遠的意義。

綜上所述,作為與云南(鄭和出生地)、太倉(鄭和下西洋出發地)并重的長樂(鄭和伺風開洋地),長期以來對鄭和七下西洋的意義、作用等認識、宣傳和弘揚、傳承都極為有限,僅僅停留在三峰塔、云門寺、天妃靈應之記碑等物化層面上,其精髓和實質并不為大眾所認識,更不說起到引導和教化的作用。近幾年來,長樂深入挖掘鄭和做文章,可算是一次搶救和保護。但是這些還遠遠不夠,因為這種傳承上的不力,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人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意識上普遍淡薄,而這種淡薄又容易帶來對自身的認識不足和社會各方面建設的滯后。應該說,鄭和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其對長樂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貢獻應該引起更廣泛的重視。

 作者:陳遲(長樂市鄭和史跡館館長、長樂市鄭和研究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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